1800年6月·巴黎
埃莱娜·杜布瓦在陆军部地图室度过的第一个星期，比她预想的安静。
她每天早晨六点起床。阁楼的窗户朝东，晨光从塞纳河对岸的屋顶上方照进来，把她松木桌上的纸张染成淡金色。她穿上那套已经穿了两年的男装——深棕色长裤，白衬衫，灰色马甲，黑色外套，头发塞进鸭舌帽里。胸口的亚麻布勒进肋骨，每一次深呼吸都隐隐作痛。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痛。不是不疼了，是疼变成了一种她不再注意的东西。像鱼市上那些在冰上躺了一夜的鳕鱼——眼睛里的“水”不是不退了，是在退，只是没有人注意到。
她走过圣多米尼克街，经过那两个永远站在门口的哨兵。他们的刺刀在晨光里闪着细细的银线。第一天她经过时，哨兵看了她一眼。第二天，没有看。第三天，其中一个哨兵在她经过时微微点了一下下巴——不是打招呼，是归档。地图室的人。记住了。她点回去。不多不少，同样的角度。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看过她。
地图室的门永远是开着的。博蒙上校坐在橡木长桌后面，面前摊着永远在变化的地图——今天是意大利北部，明天是莱茵河流域，后天是地中海西岸。图钉的颜色和位置每天都在变。红色、蓝色、黑色、白色。有些图钉之间连着细线，形成某种她逐渐开始读懂的图形。不是军事部署——军事部署是博蒙上校看的那层。她看的是线。哪些线反复出现，哪些线突然断了，哪些线从来没有被画上去过。断掉的线意味着通信中断。从来没有被画上去的线意味着——有人不想让那条线被看见。
雷诺坐在窗边。他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背对窗户，面朝门口。任何人走进地图室，第一眼看见的都是他的脸——背光，藏在阴影里，只有那双淡灰色的眼睛亮着，像冬天早晨塞纳河上结的薄冰。他的桌上永远堆着纸张。密密麻麻的数字，写满又划掉，重新写，再划掉。她第一天走进地图室时，他正在读一封截获的密信。奥地利人的。他把密信递给她，什么都没说。她花了两刻钟破译了它。是一份关于多瑙河渡口的兵力部署报告。雷诺看了一眼她的译文，点了点下巴。然后把它递给博蒙上校。博蒙上校看了一眼，在地图上移动了三颗红色图钉。
这就是她的工作。破译密信。每天三封，有时五封。奥地利人的，英国人的，保王党的，走私者的。有些密信极其幼稚——用柠檬汁写成的、加热就能显形的隐形字迹。有些复杂一些——简单的字母替换，A变Z，B变Y，像儿童玩的文字游戏。有些则让她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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