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6月·巴黎·勒阿弗尔
埃莱娜·杜布瓦站在陆军部大楼对面的街角，等待时钟敲响九点。
陆军部坐落在圣多米尼克街上，是一座十七世纪的灰石建筑，原属于一个在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公爵。三色旗在门廊上方有气无力地垂着，六月的风太轻，托不起那面沉重的旗帜。门口站着两名穿深蓝制服的哨兵，刺刀在晨光里闪着细细的银线，像两根缝衣针插在灰色的布料上。
她选择了一套最不起眼的装束：深棕色的长裤，白衬衫，灰色马甲，一件略大的黑色外套。头发全部塞进一顶深色的鸭舌帽里，帽檐压到眉毛。胸口的束缚用了三层亚麻布，勒得她每一次深呼吸都隐隐作痛。这是她过去两年里穿过无数次的行头——在综合理工学院的走廊里，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里，在任何她需要成为“埃利·杜邦”而不是埃莱娜·杜布瓦的地方。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她要走进陆军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职业军人，其中一些人接受过识别伪装的专业训练。一个错误的动作——肩膀太窄、步幅太小、喉结不够突出——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
她不是没有考虑过风险。她考虑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她的结论是：如果他们想抓她，不需要用公函。如果他们想测试她，不去就输了。如果那个灰眼睛的年轻人真的是投递匿名信的人，那么他已经在棋盘上落了一子。她必须回应。
埃莱娜深吸一口气——亚麻布勒进肋骨——然后迈步穿过街道。
哨兵查看了她的证件。证件上的名字是“埃利·杜邦”，性别是男性，出生日期比她真实年龄大两岁。纸张的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印章褪色了一半，看起来像是被反复使用过的样子。这是米歇尔帮她弄到的，花了四十法郎和一个在市政厅档案室工作的远房表亲的人情。
哨兵把证件还给她。
“地图室。上楼梯左转，走廊尽头。”
她通过了第一道门。
走廊比外面暗。窗户开得很高，窄得像射击孔，阳光斜切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亮条。她的靴子踩在石板上，发出一种她控制不住的、比男靴略轻的声响。她试图把步子迈得重一些，但那样走路会显得不自然。她选择保持原来的步态——一个瘦削的、不爱运动的年轻学者的步态，轻，但不至于引起怀疑。
地图室的门开着。
房间比她想象的大。至少四十尺长，三十尺宽，天花板极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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