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7月，维也纳
夏天最深的时候，维也纳像一个被放在炉子上慢炖的锅。热气从石板路的缝隙里蒸腾上来，扭曲了远处的景物。人们懒得说话，懒得走路，懒得生气。连街上的狗都趴在阴凉处，伸出舌头，一动不动。
雅各布·科恩的咖啡馆里装了一台新的风扇。不是电动的——电还是稀罕东西。是手摇的，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几片布，费伦茨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摇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比不摇还热。
“这破玩意儿，”费伦茨把风扇推到一边，“还不如不开。”
“那就别摇了。”雅各布擦着杯子。
“你不热？”
“热。但热又不会死。”
费伦茨叹了口气，坐到角落的椅子上，用帽子当扇子。他今年六十二岁了，虽然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少了一只胳膊，做起事来越来越吃力。
“雅各布，”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再雇一个人？”
“雇谁？”
“随便谁。一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擦杯子、煮咖啡、摇风扇。”
“没钱。”
“你不是每个月都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送钱吗？”
“那是两码事。”
“怎么是两码事？你把钱给别人，自己却舍不得雇人。”
雅各布放下杯子，看着费伦茨。“你是想辞职？”
“不是。我是觉得你太累了。”
“我不累。”
“你撒谎。”
雅各布沉默了。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他确实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关门，中间几乎没有休息。以前年轻，扛得住。现在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不算老，但这几年下来，他的腰已经开始疼了，眼睛也经常酸涩。
但他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咖啡馆就倒了。咖啡馆倒了，保罗就没人管了。保罗没人管，他就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再想想。”他说。
“你想了三个月了。”
“那就再想三个月。”
费伦茨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七月中旬，维也纳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美泉宫接见了一批“失业工人代表”。代表们穿着借来的干净衣服，站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地念了一篇稿子，大意是“陛下英明，陛下万岁，请陛下赏口饭吃”。皇帝听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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