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也没有反驳，低头保持沉默，像是政治立场对他而言和天气差不多，知道有这回事，但不太值得花时间去琢磨。属下的这种态度让霍夫曼多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此刻的瓦尔特似乎不愿意加入这场对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街道，虽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已经浮想联翩了。
在1903年的柏林，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会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道路、社交圈子，甚至在某些场合决定他，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医生这个职业给了瓦尔特一道天然的庇护。按照当时的主流观念，医生代表着科学和权威，能够救死扶伤，值得大众的尊重与信赖，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要不公开发表立场鲜明的政治言论，大多数人都愿意默认他们是立场温和的专业技术人才。
尽管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柏林、普鲁士乃至帝国的医生群体内部，也是泾渭分明的，分为左、中、右三派。
甘纳特偷偷瞟了一眼霍夫曼手中的文件，咂了咂嘴，忍不住问了一句，“弗朗茨去了非洲？”
“准确的说，是去了德属西南非洲，温得和克那一带。”霍夫曼解释说，“按当时的政策，主动前往殖民地冒险的德国男性公民，可以免除本土的兵役义务。他走的当天晚上，冯·施特滕上校坐在书房里没有出来，上校的妻子却哭了一夜，但第二天照常骑马出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等到警长说完这句话，车厢里再度恢复了安静。此刻，街道两旁的建筑正在从繁华的商业区，过度到安静的住宅区。
“不过弗朗茨到了非洲之后，并没有安安分分地待着。”霍夫曼继续说道，“4年前，英国人为了黄金和钻石，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大规模进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弗朗茨加入了布尔人的突击队，成为一名志愿者，帮着荷兰农民抗击英国人的入侵……他在战场上待了将近两年，打过几场硬仗，还曾经被英军俘虏过一次，关进了开普敦附近的战俘营。”
“他逃出来了吗？”甘纳特略显激动的问道。
“逃出来了。具体怎么逃的，没人说得清楚。在获得自由后，弗朗茨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信，但在信里也只提了一两句，说是趁着换防的时候混在运粮车里走的。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被英国人抓住过。”
霍夫曼接着说，“他随后一直待在布尔人的反抗势力，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这才带领一批拒绝效忠英国的布尔难民，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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