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区是“工作区”——工人们在这里拆解电子垃圾，提炼废机油，切割报废船体。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地面上流淌着黑色的废液。
后区是“生活区”——十几间由铁皮板隔开的“宿舍”，每间住八到十个人。
没有床，只有纸板铺在水泥地上。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粪桶。
此刻是深夜，沙万全坐在厂房二楼的办公室里。
他四十八岁，中等身材，国字脸，戴着无框眼镜，穿着一件灰色夹克。
单看外表，像个正经的生意人。
但他手上那枚金戒指不对——戒指内侧刻着一个“奴”字，是他请人专门刻的，他说他就喜欢这个字。
他面前摆着一份“工人名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个工人的姓名、籍贯、身份证号、关押时间和“工作效率”。
名册最后一页，用红笔画了三个圈。
这三个工人“效率下降”，需要“处理”。
处理的方式很简单——通知侯彪，晚上拖到后院的“反省室”里打一顿，打完第二天继续干活。
如果打完之后还干不动，就减少伙食。
如果减少伙食还干不动，就扔进后院废弃的集装箱里，锁上门，三天不给饭吃。
三天后还能动的，继续干活。
不能动的，就留在集装箱里等死。
沙万全合上名册，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最近风声有点紧。
河口区新调来一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队长，据说不太买陶瑞莲的账。
陶瑞莲上周跟他打过招呼，让他最近收敛一点。
他决定明天把厂房里那些“老弱病残”处理掉一批，转移一批到别处的基地。
他拿起桌上的座机，给侯彪打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接通了。
“老侯，来我办公室一趟。”
电话那头没人说话。
“老侯？”
还是没人说话。
他准备挂掉重新打，电话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不是侯彪的，是一个虚弱的气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沙老板，我们不想加班了。”
沙万全的手一抖，话筒掉在桌上。
他盯着那个话筒，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
“沙老板，你说过下班就发工资。我干了八个月，一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