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范对郑经说法并不怀疑，因为现在琼州府已经实现了土地集中化，大量的土地都已经成了棉田，只有一些无法大规模种植的土地才会零星地种植一些粮食作物，如今的琼州府粮食供应居然需要从南洋进口。
琼州府现在完全成了一个经济大府，却无法脱离华夏的产业链支持，一旦琼州府敢有任何的不轨行为，只要断了琼州府的粮食供应，琼州府不攻自破。
冯锡范知道这是当年藩府特意制定的政策，这种不能拿到场面上说的政策，其实在高层并不是秘密，只要稍微有点儿政治敏感度的高层官员都能清楚这种指向性经济政策的好处，更何况是冯锡范这种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官僚。
对于郑经所说的大农场政策，冯锡范却并不看好，他太了解士绅的心理了，一方面极度鄙视财富，认为追求财富是满身铜臭，另一方面又渴望过着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
这种矛盾的心理，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伪君子，在朝堂上满嘴的仁义道德，一个个标榜自己是清流，是道德楷模，私下里却是荒淫无耻，美俾、娈童都是常规操作。
比这恶心的多的事他们都能做的出来，甚至能做出在如厕后用少女的嘴清理干净的事情。美其名曰：‘GANG奴’！
君臣二人渐渐谈到了核心的话题，那就是未来华夏的政体，到底以谁为基石，冯锡范认为不管到什么时候，读书人都是根基，错的不是读书人，而是国家的用人制度。
这一点上与郑经是相通的，不过两人也有不同的观点，郑经认为以后的官员应该是专业化的，工部的官员必须懂工业，吏部的官员必须懂组织调度，户部的官员必须懂财会。
冯锡范却认为这些专业的官员只是‘术’，‘术’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却看不长远，国家的高层更应该看重‘道’。
冯锡范的说法翻译成人话就是，专业官员只能解决实际问题，却解决不了理论问题，若是只用专业官员，那做出的政策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道是理论，是国家大政的方向，做任何政策都不能只图眼前利益，而要将目光放长远。
凭着冯锡范这些认识，郑经就完全放心将更重要的位置交给他，虽然说冯锡范的想法还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也是这个时代难得清醒的声音。
郑经笑着应和冯锡范道：“所谓道与术，说白了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脱离旧有的儒家理论，在儒家理论的基础上，丰富我们的理论。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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