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天，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左派议员们，纷纷改变了先前的政治立场，或是保持中立。在面对普鲁士内政部、柏林警察总局，以及政治警察，三方联合发起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之际，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集体保持缄默。
另一方面，负责行动的秘密警察们也收到上司的严格要求，不得借题发挥，不得私下逮捕社民党的核心党员，即便是要逮捕，也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并允许嫌疑人有自我辩护，以及律师陪伴的基本权利。
等到大规模逮捕即将结束那天，《柏林日报》等少数报刊被允许连续刊登了几篇短讯：
头一篇，只是陈述了一件既定事实，政治警察“在大柏林地区查获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外国间谍组织”；
第二篇，报道中补充了一些细节，但核心内容依然表述的含糊其辞。
第三篇，正式提及了间谍案与法国情报部门有关，但涉案人数没说。
整个柏林地区，这次大规模逮捕法国间谍的行动，持续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期间抓捕了两百多名嫌疑人，但市面上的谣言却变成了成千上万。
经过一番详细甄别后，最终以涉嫌“通敌卖国”的罪名，而被关进监牢的犯人，也不过五六十号，属于这几年来帝国境内影响比较大的间谍案。不过其后的事情，与瓦尔特关系不大了。
审讯结束的当日，我们的科勒医生将工作重心重新放在红堡那边，不再主动过问“克斯滕街”的任何事情。
事实上，瓦尔特就是想去也去不了了，那是他出入政治科的临时通行证已经失效。所以他关心更多的，是对方承诺过的“巨额奖金”何时能到账。
一周后的下午，“克斯滕街”那边果然打来了电话，接线员宣称是冯·克莱斯特警监，后者希望科勒医生立刻去一趟政治科的三楼。
瓦尔特推开办公室的门，警监正戴着单片眼镜，趴在大书桌上，批阅摊在桌面上的好几叠文件。一见到间谍案的功臣到来，他先示意瓦尔特随便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牛皮纸信封，推到对方面前，示意自行打开。
一只信封稍厚，里面的纸币码得很整齐，估摸不低于2千马克。另一个信封里面，是张对折的硬纸卡片，比之前的通行证略大一圈，左上角印着帝国政治科的徽章，中间是瓦尔特的姓名和编号，右下角标注的有效期，已延续到1905年4月，整整一年。职务照旧，还是医师。
政治科警监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他说：“你的薪酬和奖金加起来，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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