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到第五肋骨骨折，少量气胸，没有腹腔出血。”
孟燕跟着陆晨快步向红区走去。
“最大的麻烦还是颈椎。”
红区抢救室的门还没有完全关上，里面的争论声已经传了出来。
骨科何主任站在影像屏幕前，手指落在C5椎体后方。
“后路先减压，再做固定，这是现在最安全的方案。”
神经外科马维庸站在另一侧，脸色并不好看。
“最主要的压迫来自前方，后路只能给脊髓腾出一点空间，根本解决不了碎骨片。”
何主任转过头。
“患者血压不稳定，你现在做前路椎体切除，时间怎么控制？”
“前路不做，碎骨片继续压在脊髓前面，固定得再漂亮有什么用？”
“先保命，再谈完全减压。”
“等你所谓的保命结束，患者可能已经彻底瘫了。”
两个人在各自领域里都很有经验，也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患者争取最稳妥的方案。
问题在于，他们所说的风险同样真实。
后路手术可以较快完成稳定和间接减压，但前方骨片仍然存在。
前路手术可以直接解除压迫，但椎体爆裂和后方韧带损伤会让颈椎缺乏稳定性。
如果分两次完成，第一次手术后的翻身、转运和等待，都可能成为脊髓进一步损伤的机会。
如果一次完成，手术时间和麻醉风险又会大幅增加。
抢救床上的周海生还戴着颈托，脸上沾着工地的灰尘和血迹。
他努力想抬起右手，却只能让手指轻微颤动。
护士握住他的手。
“周师傅，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他的声音很弱，呼吸也明显比正常人费力。
“试着握紧我的手。”
周海生用尽力气，五根手指却只出现了微弱弯曲。
护士看向旁边的医生。
“右手握力又降了。”
争论声短暂停顿。
陆晨推开抢救室的门。
何主任和马维庸同时看了过来。
“你总算来了。”
马维庸把最新影像调到屏幕中央。
“患者的肌力还在下降，必须立刻决定前路还是后路。”
何主任指向另一张重建图。
“后方韧带复合体断了，椎体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