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安静了很久。
最后马维庸的声音重新传来，比刚才低了不少。
“你打算怎么处理颈内动脉，那零点三毫米的问题？”
“用我的算法做术中实时导航，配合术中高精度超声配准。”
“你之前用在脑血管畸形上的那个？”
“对，同一套核心代码，我已经针对鞍区的解剖特征做了适配。”
马维庸又想了一会儿。
“有多大把握？”
“如果导航精度维持在我测试的水平，加上术中的触觉反馈，问题不大。”
陆晨没有给一个具体的数字。
因为在这种极限手术面前，用百分比去量化信心是没有意义的。
能做到就是能做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马维庸显然听懂了他的意思。
“你主刀？”
“对。”
“那你找我是干什么？”
“请你当一助。”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这一次的安静持续得更久。
然后马维庸笑了一声。
那个笑声里有很复杂的东西。
“你知道吗，我做了二十多年神经外科，这种紧贴颈内动脉的垂体瘤我也见过几个。”
“每一个我都选择了保守观察。”
“不是不想做，是真的不敢做。”
“万一术中动脉破了，那个位置止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想让我的病人死在我的手底下。”
陆晨听完之后没有急着说话。
他等了两秒，然后平静地开口。
“我理解你的顾虑，但这个病人的情况不允许保守。”
“她已经用跳楼来结束痛苦了。”
“如果我们不摘这个瘤子，等她被放出去，下一次可能就没人接得住了。”
马维庸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你小子。”
这三个字里面没有任何贬义。
“行，我给你当一助。”
“明天上午八点，你手术间几号？”
“三号间。”
“我七点半到，提前把器械过一遍。”
“好。”
“还有，术中如果真的碰到颈内动脉出血的情况，你有预案吗？”
“有，颈内动脉临时阻断预案我会准备好，球囊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