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处。”狄奥多罗斯翻开其他页，“大部分是添加或强化‘Αν’的参与，但也有几处是模糊其他代号——比如这里，原始的‘Κο份额’被涂改成了‘未知份额’。”
“科农的代号是Κο？”
“很可能。账本中Κο出现了七次，都是资金接收方。”狄奥多罗斯说，“但有三处被涂改，试图掩盖这个代号。”
莱桑德罗斯感到思路逐渐清晰：账本是真实的叛国交易记录，但在调查逼近时被人修改，强化安提丰的角色，淡化其他人——特别是科农的参与。这样安提丰就成了唯一的替罪羊，真正的叛国网络可以继续潜伏。
“那么谁有能力接触并修改账本？”他问。
“账本原本应该在叛国网络的财务管理者手中。”狄奥多罗斯分析，“这个人可能是梅涅克摩斯，也可能是其他人。但修改发生在账本被转移到港口工坊之后——也就是说，工坊的设立者中有人参与了修改。”
“梅涅克摩斯现在被科农控制着，”莱桑德罗斯想起，“他提供的‘自首书’把所有责任推给安提丰。这符合修改账本的逻辑。”
他们整理了分析报告，准备提交给特别法庭。但这仍然是间接证据——证明账本被修改，但不能直接证明是谁修改的，更不能证明科农有罪。
四、广场的议论
午后，雅典广场再次成为民意交流的中心。今天的焦点是证人的安全问题。莱奥斯“意外落水”的消息已经传开，引发了广泛担忧。
“如果连老莱奥斯都敢动，那还有谁是安全的？”一个陶匠在人群中大声说，“他可是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的老兵！”
“这说明那些人狗急跳墙了，”一个商人回应，“他们怕证人说出真相。”
梅利托斯在申诉处外组织了非正式的讨论会。他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在雅典历史上，什么时候证人的安全最成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讨论逐渐深入。有人提到三十年前的寡头政变时期，证人经常“失踪”；有人提到战争时期的军事审判，证人容易受到压力；还有人提到富裕阶层之间的诉讼，证人经常被收买或威胁。
“问题的根源是权力失衡，”一位退休教师总结，“当一方拥有太多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军事权力还是财富权力——他们就能压制证人，扭曲真相。雅典民主的设计就是要平衡权力，但当民主程序被削弱时，平衡就被打破了。”
这个分析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人们开始讨论如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