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程师尚未到场，安东尼将军亲自分析。他将图纸摊在长桌上，指着那些标注点：“这些确实是雅典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但有趣的是……其中三处标注有误。”
“有误？”莱桑德罗斯意外。
“是的。”将军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这里，标注为‘墙体风化严重’，实际上去年秋天已经加固。这里，‘瞭望塔视野盲区’，上个月我们调整了相邻塔楼的位置，已经覆盖。还有这里……”
他一共指出五处错误，占标注点的三分之一。
安提丰若有所思：“这意味着什么？绘图者信息滞后？还是说，这些错误本身是某种误导？”
莱桑德罗斯感到困惑。如果图纸是叛国证据，为何包含过时或错误信息？如果是用于合法研究，为何出现在与波斯文书一起的秘藏中？
索福克勒斯提出第三种可能：“或者，这些图纸是多手传递的结果。原始准确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修改、添加、扭曲，最终版本已经偏离事实。”
会议陷入沉思。安东尼将军总结：“基于现有证据，我们可以确定该工坊从事非法活动——未经授权持有敏感军事信息、藏匿可疑外交文书。但直接叛国的证据尚不充分，特别是图纸中的错误令人怀疑其准确性和意图。”
安提丰立即跟进：“我建议委员会发布初步结论：该工坊可能涉及商业间谍活动，而非直接军事叛国。同时继续调查，追查工坊使用者、图纸来源、文书真伪。”
莱桑德罗斯反对：“这样的结论会淡化事件严重性。即使只是‘商业间谍’，在战争时期与波斯往来，并且涉及防御信息，也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我同意莱桑德罗斯，”索福克勒斯说，“初步结论应该强调事件的严重性和继续深入调查的必要性，而不是急于定性。”
安提丰微笑：“那么折中如何？结论分为两部分：事实部分——发现什么；评估部分——可能意味着什么。事实部分我们都能同意；评估部分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等待更多证据。”
这是安提丰典型的策略：用程序性和技术性讨论消耗时间，模糊焦点，控制结论的表述。莱桑德罗斯知道，一旦委员会发布一个模糊的初步报告，公众注意力就会转移，调查动力就会减弱。
但就在辩论继续时，一名士兵匆匆进入，对安东尼将军耳语。将军脸色微变，起身宣布：“会议暂停一个时辰。有紧急军情。”
二、萨摩斯的最后通牒
紧急军情来自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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